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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庆东:第三只眼看医学
点击:  作者:孔庆东    来源:马上就吃公众号  发布时间:2020-03-16 09:32:09

 

       真正的科学态度恰恰是存疑的态度,恰恰是对那些我们不能说的问题保持沉默,并尊重别人的探索。

技术是有上限的。技术到了一定程度再往上走会遭遇什么?是哲学,是艺术。

对待医学,我们不能只看表面,而是要用心去看。不是用技术的眼光,而是用超越的眼光。

第三只眼看医学

作者:孔庆东

各位天使,大家好!

在这种场合做讲座,我还是第一次。所以我诚惶诚恐:一是知识上的,二是身体上的。我觉得,普通人在医生面前就像是任其宰割的羔羊。当我们坐在一个小板凳上,医生说:张开嘴,把衣服掀起来。这时,你会觉得知识呀、尊严呀,都没什么用。现在,我在这里讲医学,简直就是班门弄斧。如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初中小女生来到农村,把大娘大婶集合起来说:我给你们讲讲计划生育常识。那些大娘大婶肯定会哄堂大笑,说:你这娃娃还没找婆家呢,就讲起生娃娃的事儿来了!还是我们来给你讲讲吧。不过我想,外行讲话恐怕也有其特点——坦白、便利。他不会蒙人,将一切袒露在众人面前,谁都可以纠正他。今天,我不讲我擅长的文学、文化和艺术,而是不知天高地厚地讲讲医学问题,主要是想找出我们彼此相通的价值体系。

科学与非科学一样,只不过是通往真理的一座桥梁

现在一说科学,人们就肃然起敬,仿佛科学是一种很吓人的东西,以至于非科学反科学都成了一项罪名。这正是中国人对科学理解的最大谬误所在。在很多发达国家,科学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名词,没那么神秘。科学与非科学反科学在哲学意义上应该是平等的。反科学是一种态度,不是一种罪过。真正的科学态度恰恰是存疑的态度,恰恰是对那些我们不能说的问题保持沉默,并尊重别人的探索。

科学不是天然的真理,科学与非科学一样,只不过是通往真理的一座桥梁。在科学这个词还没有出现的年代,我们人类照样生存了几十万年,照样能获得真理。而那个时候获得的真理,我们今天仍没有超越。根据哲学家雅思贝尔斯的观点,人类文化有一个轴心时代。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,人类最基本的文明智慧都已经产生。在中国,以孔子、老子为代表;在印度,以乔达摩?悉达多为代表;在古希腊,以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为代表。我们今天仍然笼罩在他们的光环里。

不要以为科学这个词产生了,之后的人类就全在往好的方向走。这要看你怎么看。当你看到城市的高楼大厦越来越多时,你怎么评价?你可能会说:这是我们经济进步了,国家繁荣富强了。凭什么高楼大厦多了就象征着经济繁荣?当你扪心自问的时候你会心虚,我的知识是从哪儿来的呢?当你反思的时候你会流汗,我竟然一点独立思考的能力都没有!那么,我们如何评定这是一个没有独立人格的人呢?因为他不会回到历史中仔细剖析事物的来龙去脉,像医生寻找每一根血管那样去寻找事物之间的联系。

很多学医的人,在接触了活生生的人体、活生生的血管之后,会开始想到人文科学的问题。这时他会意识到,如果把这些觉悟用到人文科学上该有多么大的收获。鲁迅也好,郭沫若也好,一定也曾有过这样的觉悟,他们才转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。我们从中学课本中学习过鲁迅的《藤野先生》。后来,藤野先生得知他教过的学生里有一个人成为中国的大文豪,他非常高兴,写了一篇文章来回忆鲁迅。他回忆说,鲁迅的人体血管图画得比较美观。话里的意思就是鲁迅画得不对,真实的血管不应该是这个样子。鲁迅想把血管画得好看一点,其实在解剖人体的过程中,他对人体的觉悟就上升到了精神方面。

现代社会以传播知识的形式在传播权力的触角

我推荐大家看一本书,法国哲学家米歇尔·福柯的《临床医学的诞生》。我们从事人文科学的人,都要读读这本书。福柯是当代最有名、最有创造力的哲学家,而他的研究是从医学起步的。另外,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《凝视之爱》介绍了福柯的医学理论,大家也应该读读。技术是有上限的。技术到了一定程度再往上走会遭遇什么?是哲学,是艺术。你能把一门技术做到哲学的境地,那就是大师了!

福柯从医学出发,发现了很多现在仍在影响人文科学的重要问题,比如癫狂。什么样的状态是癫狂?什么样的人是狂人?福柯一步步分析,最后他发现,所谓的狂人其实是我们规定的!狂人是被多数和他不一样的人叙述为狂人的。这可以在我们的生活经验中得到验证。我们问:怎么证明他是精神病人?回答往往是:大伙都这么说。难道多数人认同的观点就是真理,就是科学吗?很多国家和民族把那些和大家不一样的人叫做狂人,甚至把精神病院当成一个变相的监狱。在政治斗争激烈的前苏联,一些领导人在失败之后就被送到精神病院了。福柯研究了监狱的模式和结构,发现监狱和医院竟非常相近。监狱肩负的一个重任是帮助犯人转弯子,这不就是治病吗?所以监狱也号称治病救人。

我们生活在一个崇尚知识的社会,而福柯曾经解构了知识的来源。人们都说:知识就是力量。到了今天,知识其实是一种权力。现代社会以传播知识的形式在传播权力的触角。我们现在这种讲座的形式,就是一种权力的模式。孔夫子讲课时并不这样。他和学生一样席地而坐,讲累了就到河边游泳,然后上来继续讲课。从100多年前开始,我们引入了西方的这种上课方式——学生们一排排坐好,老师单独站在前面,用一块黑板突出他的地位。不管你怎么抵触他,你必然会受到他的影响。这就是一种权力。

再来看看我们看戏、看电影的方式。在中国传统的戏园子里,都是一桌子人围在一起嗑瓜子、喝茶,演员你唱你的,我爱听不听。后来,我们走进了电影院,每个座位都编了号,不能乱坐,坐好了就不许说话。电影一开始,啪的一声灯关了,人们在这个黑屋子里老老实实地看。从电影院出来,大家都受着一样的潜移默化的影响,所以大家都有一样的意识形态。所以,当我们说谁有病的时候,大家都赞同:对,他有病。”“有病就这样被描绘出来了。在曹禺先生的《雷雨》中,周朴园说他的妻子蘩漪有病。当然,她并没有病,只不过是有一腔反抗的怒火。周朴园也知道她没病,但他就是说她有病。因为当她有病之后,他就获得了处治她的合法性。

医学不是一个简单的学科,它是文化,它是政治

回到技术层面,医生是怎么看病的?尽管现在科技发达了,但医生看病仍没有逃脱望、闻、问、切这四个字,所有医疗设备的发明都不过是这四个字的延伸。凝视、旁观、探寻,最后找到要害,给出解决方案。正因为我们有这样一套程序,病人才相信医生。那么,医生去相信谁呢?为什么我们要谨慎?因为我们背后没有更令人相信的人了。众所周知,错误是难免的,你越身在高处就越明白错误是难免的。这也是医生都要宣誓的原因。你们所从事的是与道德联系最紧密的一种职业,它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命。也正因为此,我们才把医生叫做天使。

讲到望、闻、问、切,就有一个的问题。为什么病人在医生面前感到自己像羔羊一样?这是通过这个动作构成的。根据后现代理论,是一种权力。我们随口所说的看病,只是一种习惯。你干什么去?”“我看病去。还有人说:我看大夫去。这都是托词,实际上是大夫看你。到了医院,你低眉顺眼的,巴望着大夫好好看看你。一位东北的副厂长来到医院,医生看了看说他只能活几个月了。后来,他又找了一位医生。医生说:你什么病都没有。这个人本来都起不来了,是家人用担架把他抬到医院的。听了大夫这句话,他一下跳了起来。大夫为什么会诊断错误呢?这肯定不是他道德上的原因,他肯定不是故意的。

 

我们知道,医生看病采用的是近似分类法,就是把看到的一些症状往脑袋中的小格格里归类。在这个过程中,医生有了主观上的参与。所以,医学不是绝对的科学。有识之士也说过,我们不能头痛医头,脚痛医脚,要从整体上考虑人。这背后涉及医学观、人生观的问题。

大家可能知道,很多著名的政治家、文学家都是学医出身,最著名的有孙中山、鲁迅和郭沫若。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规律性的现象。我的专业是现代文学,而现代文学的两大巨头——鲁迅和郭沫若都曾经学过医。为什么他们学着学着医,就放下手术刀去写文章了呢?另外,文学作品也偏爱医学题材,比如电视剧。你可以统计一下电视剧里有多少涉及医学题材,又有多少牵扯到疾病和医院。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《狂人日记》,就是从一个医学题材开始的。巴金的《第四病室》、《寒夜》等知名著作都和疾病有关。

其实,医学的思维、医学的语言,早就进入了文学,进入了日常生活。我们平时说的很多话,都是从医学语言转变而来的,像会诊感冒等。所以,医学和文学这两个学科是最接近的——它们都是人学。进一步讲,它们又都是历史学、哲学、社会学、心理学、政治学……医学不是一个简单的学科,它是文化,它是政治。

治身体就是治灵魂,医生是病人的绝对偶像

有一部老电影《春苗》,严肃地反思了医学国家化这个问题,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。影片反映了我国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。在一家县级医院,农民的孩子生了病快要死了,大夫就是不给看。因为大夫正忙着搞科研,研究一种难以攻克的疾病。可是,人民为什么要相信国家?因为国家给了人民福利。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医学福利,这直接关系到他们的身家性命。西方国家的大医院不以赢利为目的,但要保证医生有比较高的收入。而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,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话——手术刀不如剃头刀。

 

古人说:不为良相,便为良医。医学问题关乎国家命运,甚至古代的很多政治事件都和医学有关系。《老残游记》的作者是行医之人,他特别提到一个敏感的问题,即大多数农民起义是从治病开始的,包括张角的黄巾军起义、白莲教起义等。到了现代,毛泽东说:我们不仅仅是一个战斗队,还是一个工作队、一个宣传队。我们解放军的每个部队都必须配备医生,这个医生不仅给战士看病,主要是给老百姓看病。所以,医学机构有双重功能:治病和治国。有些人的思想工作别人做不通,唯独医生能做通。我有个同学住了几天院,日后他总怀念住院那段时间。护士对他的态度稍微好点,甚至好中带点训斥,他都觉得很甜蜜。在他看开,护士穿着白大褂的形象特别美好。治身体就是治灵魂。医生是病人的绝对偶像。这样看来,疾病既是个自然问题,也是个社会问题。我已经没有机会当医生了,但我知道当医生就是修养自己的人格。职业没有高低之分,但是有方便不方便之分。佛教讲究方便法门,而我觉得医学和文学专业都是方便法门。但是,方便法门也有危险,它离天堂很近,离地狱也很近。所以,这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。医学和文学都不是冷冰冰的技术,从根本上讲,它们都需要有满腔热血,表面上看很冷,心里却火热。对待医学,我们不能只看表面,而是要用心去看。不是用技术的眼光,而是用超越的眼光。从佛家的角度讲,就是用佛眼来看人间的痛苦。禅宗讲人生的三重境界:看山是山,看水是水。这是我们普通人的境界,看什么是什么。看山不是山,看水不是水。这时你能够反思了,能够质疑了,能够有自己的观点了。你看破了一些东西,并有所创造。看山是山,看水是水。这似乎跟第一个阶段一样,似乎又回去了,很平淡。但它是否定之否定,已经达到武侠小说里描述的无招胜有招的地步。我们不一定能做得到,但我们应该向往这样的境界。向往这样的境界,我们才能以健康的、平常的心态,去看待这个充满疾病和痛苦的人间。

 现场互动 

问:医生收红包现象在社会上比较受关注,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?

答:红包现象首先让我想到的是,整个社会对医生甚至医院丧失了信心。因为病人不相信医生,所以他觉得如果不给医生红包,医生就不会好好看病。现在,老百姓看病要挑医院,挑好了医院还不放心,还要私底下给医生送点钱。从传统的道德观念来说,病人本来就应该给医生送点礼物,就像学生送给老师礼物一样,但这礼物只能是象征性的。比如孔子就明文规定,每个到他府上求学问的学生都要先送来10块牛肉干。这是出于礼节。然而,礼节发展到现在,演变成了一种贿赂。红包以礼品的名义被接受之后,实际上成了一种附加的高额手术费。我知道,有的大夫特别好,他们坚决不收红包。但存在这种情况,医生不收红包,病人就会着急。我听说过一件事情:一位女大夫不肯接受病人的一点心意,病人就因不相信她而不予配合。她只好暂且收下,待手术完成后再把红包还给病人。这件事情让我想到,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已经迫在眉睫!仅仅对收红包的大夫给予处罚,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,我们必须开始重视我们国家的信任危机。

问:对一位医生来说,他既有物质经验,也有意识经验。像外科医生和内科医生,他们成天跟实实在在的肉体打交道,积累了大量的物质方面的经验。而意识经验与精神方面有关。请问您怎么看待医学的物质性和意识性?我们的传统医学到了现在,为什么会陷入一种举步维艰的境地?

答:今天,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意识方面的经验,而过分强调物质的巨大力量。从体制上来看,我们国家在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阶段,特别是五四前后,对传统的东西批判得太多了,以鲁迅为代表,他特别反对中医。在我的理解中,中医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。任何高深的学问都难免被骗子利用,因为其高深,就有了蒙人的可能。新中国成立后,强调中西医结合。我们对西医的引进主要是从实用出发。如果把人体的疾病比喻成敌人的话,西医的办法就是使用强大的雇佣军来打败疾病。它每打败一个敌人,下一个敌人就有了经验,来得更厉害一些。这时,它不得不使用更为强大的雇佣军。而中医不是这样,它注重培养身体的元气,你自己有了抵抗能力,就不会害怕敌人的入侵。联系到我国的医疗体制,我认为主要是没有人来认真思考医学背后的哲学问题,认真思考医学作为一门人文科学的重要意义。

问:在您看来,病是被规定的还是自然存在的?

答:首先,自然存在只能说是一种不可名状的状态。我们说这个人和别人不一样,他的肺是四两,而别人的肺是二两。但是,后来我们说,二两的肺是处于的状态。这就是被规定的。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可思议,但这在哲学意义上已经是共识,即被规定。因为病必须在被规定以后,我们才能采取治疗措施。孔子说过:名不正,则言不顺。当然,规定的大多数是对的,但也有不对的。福柯反思的是,我们现在的文明体系、知识体系都不够牢靠,有些甚至建立在暴力的规定之上。比如,在前苏联的政治斗争中,一部分人把对手说成是有病的人,强迫他离开岗位。这些处于社会强势地位的人说那个人有病,医院就能开出那个人有病的诊断。

问:听完您对医学的一些观点,我感觉您夸大了医学的不确定性。您怀疑我们历来奉行的医学标准,认为病是被描述出来的。然而,医学在发展,标准也在发展。您不能因为它在发展就不承认它是标准,就怀疑它的科学性。作为医生,我们只能使用现行的标准进行诊治。在这一点上,我们也很无奈。比如感冒,这就是一种依靠人体自身的力量祛除的疾病。

答:我要解释一下,我并没有对医学本身产生质疑。我们现在谈论的是如何理解科学如何理解医学。医学当然是科学,但我们要避免对医学产生宗教式的崇拜。科学恰恰是要犯错误的,医学也是这样。从这方面说,我们理解医学,也理解医生的无奈。

另一方面,中国人对这100年以来从西方传来的科学有一种宗教式的信仰。我们现在仍不能客观地对待科学这个词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汪晖,专门介绍过科学这个词的来源。其实,科学只是一种方法,它是相对于非科学反科学等来说的,并不意味着百分之百的正确。

我们认为,科学方法的效率比较高,所以在多数情况下我们愿意采用科学方法。一旦发现这种科学方法的局限,我们就会寻找超越它的东西。比如说,战场上只剩下一个战士的时候,按科学方法他应该投降,可这个战士非得坚持到底,甚至与敌人同归于尽。从表面上看,他这种行为是反科学的,但从整体上看又是科学的。因为恰恰是他的坚持,为大部队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。老子说过:畸于人而侔于天。某一件事在局部看来可能畸形,但在老天爷看来,它是最完整的。这也就是说,科学并不意味着绝对真理。

注:本文于20081月发表于《健康报》,系孔老师在解放军总医院“医学人文博士论坛”上讲座的节选。在《温柔的嘹亮》(2007年版)一书中,收入了该讲座文字版的全文,题目变更为《医学与人性——关于医学政治学》。

责任编辑:向太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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